第四十二章：未名之笔

九月二十八，天阴得像块浸饱了水的灰布，沉甸甸地压着，却又挤不出多少雨点来，只是把潮气一丝丝地、无孔不入地渗进衣裳骨缝里，让人从里到外都泛着一股黏腻的、甩不脱的烦闷。

陈醒坐在她的小书桌前，觉得那旧木板垫起来的桌面，似乎比往常更硌手了些。窗外弄堂里的声气，比起前两日游行刚散时的躁动，添了几分更深的、难以言喻的凝重与不安。消息像长了翅膀，又像顺着阴沟污水蔓延的苔藓，悄没声息地就钻进了各家各户的门缝。

先是卖菜回来的赵家媳妇，挎着空了一半的篮子，脸色发白，在井台边压低了嗓门，跟几个相熟的女人嘀嘀咕咕：“不得了了……听说南京那边，学生们闹翻天了！”

“哪能（怎么）讲？”有人凑近问。

“成千上万的学生仔，还有工人，跑到国民政府和那个……中央党部门口去咧！喊口号，递请愿书，要政府立刻对寇宣战，出兵收复东北！”赵家媳妇声音发颤，不知是激动还是害怕，“人山人海，警察都拦勿牢！”

“后首来（后来）呢？”

“后首来……”赵家媳妇咽了口唾沫，眼神闪烁，“听讲冲突起来了，学生们冲了进去，外交部的王……王部长，被……被打了！”

“啊？！”一片低低的惊呼。女人们面面相觑，脸上血色褪去几分。冲击政府，殴打部长——这在他们朴素的认识里，简直是天塌地陷般的大事。比游行喊口号，性质严重了何止十倍。

“真格打啦？”有人不信。

“哪能勿真！传得有鼻子有眼！讲王部长头上都挂彩了，医院都送进去了！”赵家媳妇赌咒发誓，“我男人拉车听坐车的先生讲的，那些先生也在议论，讲‘秀才造反，三年不成’，这下闹大发了……”

消息在弄堂里发酵，滋生出各种复杂难言的情绪。赵爷爷蹲在自家门槛上，闷头抽着旱烟，烟雾缭绕里，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更显愁苦，偶尔重重磕一下烟锅，火星四溅，骂一句含混的：“逼上梁山……逼上梁山啊……”不知是说学生，还是说政府。

宁波阿婆的烟纸店倒是又开了，但生意清淡。她坐在柜台后，手里做着针线，耳朵却竖着，听着门外零星的议论，偶尔摇头叹息：“作孽啊……学生仔也是被逼得没办法。可这动手打人……总归……唉。”

父亲陈大栓今天回来得特别早，脸色铁青，把车往过道一靠，掀帘进来，一屁股坐在凳子上，半天没吭声。母亲端上热水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外头……都说南京那边……”

“嗯！”陈大栓从鼻子里重重哼出一声，端起碗灌了一大口，水有些烫，他嘶了一声，更添烦躁，“无法无天！真真是无法无天了！学生打部长……这、这成何体统！”他骨子里那套“民不与官斗”的老旧观念根深蒂固，虽然痛恨东洋人，也对政府不抵抗憋着火，但听到学生直接冲击中枢、殴打高官，还是感到一种本能的惊惶与不适。

“可……可政府要是一直不吭声，东北……”母亲怯怯地插了一句。

“那也不能这么乱来！”陈大栓猛地提高声音，“这么闹，就能把东洋兵闹走了？只会让上面更乱！到时候……哎！”他烦躁地抓了抓头发，说不下去。混乱的时局让他这个最底层的拉车夫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和无力。支持学生？觉得他们莽撞。同情政府？又恨其不争。

陈醒静静地听着，没有参与父母的议论。她的心也被南京的消息揪紧了。殴打外交部长，这个在历史书上见过名字的事件，此刻以如此鲜活、甚至有些粗暴的方式呈现在耳边。她能想象那场景：年轻的热血与官僚的冷脸碰撞，积压的悲愤终于突破临界，化作失控的拳头。这不是她所熟知的那种井然有序的抗议，而是绝望下的激烈爆发。效果如何？或许能震慑一下麻木的官僚，但后续的镇压与清算，恐怕也会接踵而至。

她走到窗边，望着铅灰色的天空。她没有去游行的勇气（或者说，深知危险性），也没有渠道像沈伯安那样组织实质性的援助。她只有一支笔，一叠纸，和一颗被时局炙烤得不得安宁的心。

“督促当局作为……”她低声重复着这个词。用文字，怎么督促？像之前那样写《江畔的沉默与街头的声音》，剖析沉默与呐喊，更多是唤起共鸣，是精神上的声援。面对学生直接冲击中枢这样的激烈行动，她的笔，需要更锐利，更需要……策略。

直接批评政府懦弱，呼吁对日宣战？那样的文章，恐怕连《申报》的“自由谈”也未必敢登，即使登了，署上“陈醒”的名字，带来的可能是难以预料的风险。她才刚刚起步，家庭刚刚有转机，租界梦还未实现，她不能轻易把自己置于危险的聚光灯下。

需要一个新笔名。一个既能发声，又能适当遮蔽自己的身份。

她坐回书桌前，铺开一张新的毛边纸。钢笔在指尖转动，冰凉的触感让她冷静。叫什么好？要有点意味，又不能太直白张扬。

“未名……”她轻轻念出两个字。未知其名，不欲其名。让文章本身去说话，让观点去碰撞，作者隐于幕后。这或许是目前最合适的选择。

定了笔名，文章主题呢？不能再泛泛而谈沉默与声音。要更具体，更有针对性。就从南京的事件切入，但不止于事件本身。她提笔写下标题：《请愿之后》。

她不直接描写学生如何冲击、部长如何被打——她没有第一手资料，道听途说反而容易失实。她从“请愿”这个行为本身写起。写学生们为何要千里迢迢，赴京请愿？是因为地方上的呼声石沉大海，是因为报纸上的抗议如泥牛入海，是因为东北的烽烟与同胞的鲜血，刺痛了每一个尚有热血的青年的心。请愿，是制度内最后的、最克制的诉求方式。

然后笔锋一转：当这最后克制的管道也被堵塞、漠视，甚至报以冷眼与推诿时，会发生什么？愤怒会积聚，理性会消退，克制会崩解。她不用“打人”这样的字眼，而是用“肢体冲突”、“情绪失控”、“局面升级”来含蓄指代。重点不在于描述冲突的细节，而在于剖析冲突的根源——是诉求长期得不到回应导致的绝望发酵。

接着，她将矛头指向该负责的一方。不是具体指责某个部长或部门，而是追问：为何会让青年学子走到这一步？为何民意沸腾至此，庙堂之上却依旧反应迟缓、举措乏力？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国策，在国土沦丧、敌机轰炸的现实面前，是否依然神圣不可动摇？等待“国联调解”的期望，在列强各自算计的冷酷国际政治中，又有几分实现的可能？

她写道：“青年之血热，易于沸腾，亦易于冷却。若今日之沸腾，仍换不来当局者之清醒与担当，那么冷却之后，恐非麻木，便是更深的失望与离心。民心如水，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载舟时，涓滴汇聚，能助航船破浪；覆舟时，怒涛汹涌，则万物同沉。当政诸公，岂可不察？”

文章最后，她回归到建设性的呼吁：恳请当局正视民意，速定抗日大计，予前线将士实质支持，对全国民众明确交代。同时，她也提醒激进的青年，保持理性，爱惜自身，将热血用于更有组织、更持久的救国行动中，莫让亲者痛，更莫授人以柄。

写罢，通读一遍。文字比上一篇更犀利，逻辑更严密，但始终保持在“议论”而非“煽动”的尺度，署名处，她工整地写下“未名”二字。

她把文章小心收好，准备明天再润色后投递。这次，她或许会多试几家报馆，不只是《申报》。

做完这些，她轻轻舒了口气，仿佛将胸腔里一部分郁结的块垒，转化成了这些力透纸背的墨迹。但紧接着，另一重更实际的压力，悄然浮上心头。

她下意识地摸了摸怀里。那个贴身的小布包，厚度明显减薄了。昨天捐出去的一百元，是她小金库的大半。剩下三十多元，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。应付日常自己的笔墨纸张、偶尔给家里添点小东西、应对突发情况，还算可以。但距离她心中那个模糊的“租界基金”补充目标，或者未来可能需要的其他机会（比如更系统的学习），就显得捉襟见肘了。

稿费是她目前除卖烟外唯一的稳定外快。《童话编译》系列稿酬稳定但不高，一篇三五元；《江畔的沉默》这类时评，稿酬可能高些，但不可能天天写，且用“未名”新笔名，能否顺利刊登、稿酬几何还是未知数，最重要的是，这稿费，陈醒想攒起来，捐给抗击寇国的队伍使用。

得想办法多挣点稿费。写点什么能既安全，又来钱相对快些呢？

她的目光落在桌角那本记录素材的小册子上，手指无意识地翻动着。里面记满了弄堂的日常，人物的速写，还有……招弟。

招弟被卖走已经有些时日了，音讯全无。王家的气氛从最初的哭闹咒骂，到现在死水般的沉寂，只有王嫂子偶尔红肿着眼眶出来倒水，王癞子则更像一抹游魂。这个悲剧像一根刺，扎在弄堂许多人的心里，也扎在陈醒的创作神经上。

一个十五岁的少女，因为家庭的贫困与父亲的荒唐，被像货物一样卖掉，命运从此沉入不可知的黑暗。这不仅仅是王家的悲剧，是这个时代无数底层女性命运的缩影。她们没有选择，没有声音，像随波逐流的浮萍。

陈醒的心早就被触动了。以招弟为原型的小说《卖》很早就构建好了，但是迟迟下不了笔，这个故事让陈醒心中产生对这个时代的抗拒。

但现在不论为了什么，都要开始下笔了，故事可以虚化具体地点和时间背景，聚焦于人物命运。写少女阿招在弄堂里的生活，家庭的压抑，对未来的渺茫憧憬；写变故突然降临，父亲欠下赌债，债主逼门；写她被估价、被议价、像牲口一样被带走时，那双从惊恐到绝望再到死寂的眼睛；写她进入那个所谓的“新家”后可能面临的境遇——可以隐晦地写，用象征，用侧写，留下想象空间，反而更有力量。

这类反映社会现实、尤其是女性苦难的小说，在当下的文学刊物上，是有市场的。如果能写得真切动人，稿酬或许会比童话和短评可观。而且，这类题材相对“安全”，不直接触碰敏感的政治神经，更多是从人道主义、社会关怀的角度出发。

想好之后，她感到一阵创作的冲动。这冲动里，有对招弟（以及无数像招弟一样的女子）的悲悯，有对不公命运的无声控诉，也有……弥补自己小金库空缺的现实考量。很复杂，但并不矛盾。用笔记录苦难，换取生存与继续书写的资本，这本身或许就是一种属于写作者的、带着苦涩意义的循环。

她抽出新的稿纸，在顶端写下一个字的标题：《卖》。略一思索，又在旁边写下“（初稿）”。她决定先试着写一个开头，捕捉那种压抑与无望的氛围。

笔尖落下，弄堂里黄昏的光线，少女倚门发呆的侧影，空气中劣质脂粉与隔壁红烧肉交错的古怪气味……细节流淌出来。她写得很慢，很用心，试图用最朴素的文字，承载最沉重的情感。

窗外，暮色渐浓。弄堂里飘起炊烟，夹杂着零星关于南京事件的低语。父亲还在为学生的“无法无天”生着闷气，母亲在灶间忙碌，大哥不知去了哪里。

陈醒沉浸在自己的文字世界里。那一百元捐款带来的经济压力，此刻转化成了更强烈的书写动力。她不知道这篇《卖》最终能否写成，能否发表，能否换来她期望的稿酬。但她知道，她必须写下去。用“未名”之笔，论天下事；也用“陈醒”之心，写浮生苦。

这乱世里，她的战场，就在这方寸书桌之上。她的武器，是墨，是纸，是那颗穿越了时空、却愈发沉静坚韧的心。银元向北，笔墨向南，皆是她与这个时代，笨拙而执着的对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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