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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0章 端午,大明东风起


崇祯三年,五月初五,端午。

江苏,启东港。

晨雾还未散尽,码头已喧腾起来。

成百上千的汉子赤着上身,露出古铜色的脊背,喊着号子,将一包包装着生丝、茶叶、瓷器的货箱从岸上扛到船上。海风带着咸腥气混着汗味、桐油味,还有刚出笼的米糕香气,在港区里弥漫。

这些汉子大多不是本地农户。他们的田,或是前些年水灾时贱卖给地主,或是被官府征去办了工场,或是自己觉得种地出息薄,干脆把地租了出去,跑来码头讨生活。按老话,这叫“失了根本”,是要被人瞧不起。

可如今在启东港,没人瞧不起他们。

徐光启督抚江浙以来,大力推行一套“雇佣法程”。码头上,货主、船主是“东家”,扛活的、驾船的是“伙计”,两下立契,明码标价,干一天活,拿一天钱。病了、伤了、老了干不动了,东家不包——可东家给的工钱,比种地强。

日子久了,这些聚在一起的汉子们,自己琢磨出道道来。

约莫半年前,几个常在一起扛大包的老伙计,在港边茶棚里吃茶时扯闲篇。

一个说前日闪了腰,歇了三天,没进项,家里婆娘娃儿眼巴巴等着米下锅。另一个说起隔壁工棚老丁上月急病没了,家里孤儿寡母,连口薄棺都置办不起。

说着说着,有人一拍桌子:“咱们就不能自己想个法子?”

法子真想了出来。

先是三十几个相熟工人凑一起组了“兄弟会”。每月发工钱那日,每人自愿出几个铜子凑成一笔“公钱”。

谁家遇上急难、大病、丧事,便能从这钱里支取一些应个急。为了管好这笔钱,他们还请了港上账房的一个老书办做“师爷”,每月给些酬劳,让他记账、管钱、分配。

没承想,这法子像滚雪球。

两个月工夫,“兄弟会”从三十几人滚到三百多人。码头其他工棚的汉子们听说,也照着样学,弄出“同心会”“义助社”名目各样的团体。后来几个头头坐到一起商量,索性合了统称“工人互助会”。如今会里已有一千多人,每月流入的铜钱碎银得用箱子装。他们不只请了账房师爷,还请城里钱庄退下来的老掌柜帮着“理财”,让钱能生点小钱。

老掌柜也不含糊,在启东县城里买下一排店铺用来出租,租金再反哺到这些汉子头上,又在港口附近盖起一排排小屋,来给这些汉子当做家。

今日端午,互助会做东。用会里攒下的“红利”向县城食铺订了三千个鲜肉粽子,每个伙计凭竹制的会牌,能领两个。肉是实打实的五花肉,用酱料浸透了和泡发的糯米一起裹在新鲜箬叶里,大锅蒸足两个时辰。揭开盖时,港区上空都飘着咸香油润的香气。

刘老三领了自己和儿子的份,四个沉甸甸的粽子用干荷叶托着。他蹲在泊位的缆桩旁,剥开墨绿的箬叶,露出酱色油亮的糯米,咬一口,肥瘦相间的肉块咸香满口,油脂渗进米粒里。他眯起眼,细细嚼着。上一次端午吃肉粽,还是二十几年前,老娘还在世的时候。

儿子栓柱几口就吞完一个,舔着手指上的油:“爹,这会真好。往后每月都能有点盼头。”

刘老三“嗯”了一声,心里却想,这互助会,这公中钱,这请人管账生利……他们这些大字不识几个的苦力,怎就捣鼓出这么个东西?像是冥冥中有只手,在推着他们往前走。

若此刻远在北京兔儿山的朱由检能看见这一幕,只怕要愣上好一会儿。他那个来自未来研究员的灵魂,一眼就能认出——这哪里是什么“互助会”?

这分明是工会的雏形,是原始的保险,甚至有那么点基金会的意思。

这些十七世纪的劳动者,在生存压力下自发萌生的智慧,竟隐隐触碰到几百年后的社会组织形态。

启东港往西百里是苏常熟地,鱼米之乡。

这里的变革是另一番光景。

高家庄的高老爷,有良田四百亩。往年,他家里养着十几个长工,签的是死契,管吃管住,一年给些粗布粮食,生老病死都归主家。人是牢靠,可也惫懒,偷奸耍滑是常事。

前年,县里来了新章程,徐抚台颁了“雇工契式”。高老爷试着用了。

春耕时他不再雇长工,而是与本村和邻村二十几个农户立了短契。契上写明:犁地五天,每亩工钱米一升;插秧十日,每亩工钱米一升半;耘草、施肥、收割,各有价码。做一天,算一天,当日或当季结清。契约期满,两不相欠。

起初高老爷心里打鼓,怕短工不用心,误了农时。可没想到,这些农户比往日长工卖力得多。为何?因为他们自家也有十来亩地,忙完自家活计,才来赚这份外快。活儿干得好、干得快,主家满意,下回还雇你。若是偷懒耍滑,名声坏了,这十里八乡就再没人找你。

村东头的陈大,家里七口人,却只有八亩薄田。往年青黄不接时,得去高老爷家借“驴打滚”的印子钱。

去年,他带着两个儿子给高老爷打了整整一季的短工,犁地、插秧、收割都干,算下来竟挣了不少碎银,加上自家田里的出产,竟没借债,还扯了几尺新布给他媳妇做了衣裳。

人身依附的绳索,就在这一纸纸短契中,不知不觉地松动。

农民还是农民,地主还是地主,可那层“主仆”的旧壳,正在慢慢褪去,露出底下清晰的雇佣关系。佃户们开始计较工时、工价,甚至敢和主家论一论契约条文。主家们则琢磨着如何定出更有吸引力的工钱,才能抢到农忙时最好的劳力。

海上变化更快。

从启东港出海的“大明皇家商号”船队,如今已不再用老一套的“船主-伙计”规矩。每条船上,从船长、大副、二副,到舵工、缭手、水手,乃至专司火炮的炮手、管货的账房,人人上船前都签一份“航海契约”。

契约里写明:此番航行目的地是占城还是满剌加,航期预计几个月,基本工钱多少,若是顺风顺水提前抵达,有多少“快航赏”;若是途中遇海盗交战,有多少“血战银”;若是平平安安满载而归,又能分多少“花红”。若是途中病残、身亡,抚恤几何,也写得明白。

签了契,画了押,官府盖印备案。于是雇主心里踏实,知道要付多少成本;水手们也踏实,知道这趟冒险能换来多少实利。在茫茫大海上,维系人心的不再是虚无的“义气”或严厉的“家法”,而是那一纸契约,和契约背后看得见摸得着的利害计算。

契约多了,纠纷便也多了。

工钱给少了,工时算错了,船货损毁了,抚恤不给了……往日这些事多是乡老族绅调解,或是官府老爷一拍惊堂木,凭心意断案。可如今,雇佣契约、航海契约、买卖契约,条文越来越细,寻常人弄不明白,衙门里的老爷也未必精通。

于是,一种人应运而生。

他们多在衙门附近赁个小屋,挂个“代书”牌子,原本是帮人写写状纸、家信。可来找他们的人越来越多是问契约的事:这条款是何意?那规定是否公道?若是主家违约,该如何告?若是雇工有错,又该怎么赔?

问得多了,这些“代书”先生便不得不去研读徐光启颁的各种新条例,琢磨《大明律》里关于钱债、田宅的条文,甚至去揣摩抚台衙门判过的案例。

渐渐地他们不再只满足于“代书”,开始陪着雇主上公堂,在堂上引用律例陈述条陈,驳斥对方。

起初,县太爷们非常不习惯,惊堂木拍得山响:“堂下何人,安敢多言!”

可这些人不慌不忙,躬身回答:“禀老爷,小人是原被告的‘讼理人’,代其陈情、质证,乃依抚台新例所允。”

徐光启为理清民间日益复杂的契约纠纷,确曾颁下细则,允许不谙律法的百姓,可请“通晓文墨、明理知法之人”代为陈词。这本是为便民,不料却催生了一个新行当。

这些人聚在一起,也给自己这行当琢磨个名字。叫“代书”?太旧。叫“讼理人”?太拗口。有人翻古书,说先秦时似有“律士”之称。又有人说,不若取“熟谙律例,为师为友”之意,就叫——

“律师”。

一名在苏州府衙门外新挂了牌的年轻人,在木牌上郑重写下这两个字时并不知道,他笔下的这个称呼,连同启东港的“互助会”、苏常乡间的短契、海船上的航海约书,正像一颗颗悄然投入水面的石子。

那涟漪缓缓荡开,终将触及这个古老帝国最深的肌理。

这是一个普通的端午,空气中飘着艾草和粽香。

似乎什么都没变,又似乎有些东西,正不可逆转地开始生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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