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：银剪

夜色，像兑了水的浓墨，一点点洇进南市曲折的弄堂。最后几缕天光挣扎着熄灭，各家的灯火便怯生生地亮起来，昏黄、微弱，在潮湿的夜色里晕开一团团模糊的光晕。

陈二丫坐在亭子间冰冷的木板床上，手指无意识地捻着怀里那张写了六个字的草纸。白天街头的声浪仿佛还在耳边嗡嗡作响，混合着债主拍门的闷响，母亲虚弱的咳嗽，弟弟细弱的啼哭。三个铜板贴在胸口，像三块烧红的炭，烫得她心神不宁。

卖烟。  这个念头一旦扎下根，就疯长出无数具体的、棘手的枝杈。本钱。安全。销路。每一步都可能是悬崖。

她需要更多信息，也需要……家里的支持，或者至少，不是强烈的反对。目光落在墙角那几块薄木板上，又移向门口——父亲和大哥，该回来了。

几乎在同一时刻，法租界霞飞路，“雅风尚美容理发厅”的玻璃门被轻轻推开，带进一阵傍晚的凉风。

陈铁生垂着手，站在师傅侧后方半步，微微躬身，脸上是学徒特有的、混合着恭敬与紧张的神情。他的目光，却像最精准的卡尺，紧紧追随着师傅手中那把雪亮的剪刀。

咔嚓。咔嚓。

剪刀开合的声音清脆而有韵律，像某种冰冷的乐器。银亮的刃口贴着客人的鬓角游走，细碎的发丝无声落下。客人是一位穿着考究灰色西装的中年先生，闭目养神，身上有淡淡的古龙水味。他面前的西洋镜边框锃亮，映出天花板上旋转的吊扇叶片，也映出陈铁生专注而紧绷的脸。

十七岁的陈铁生，身材正在抽条，显得有些瘦削，但骨架匀称。学徒袍洗得发白，袖口磨起了毛边，却浆洗得干干净净。他的手自然垂在身侧，手指修长，指节分明，只是右手虎口和食指内侧，有着新鲜的烫痕和细小的水泡——这是练习火钳烫发和握剪过久留下的印记。

他的心思并不全在眼前的修剪上。白天在店里，他听到的闲言碎语，此刻还在脑海里翻腾。

那位穿灰色西装的客人，刚才似乎无意间提了一句：“最近时局……啧，关外怕是不太平。生意难做啊。”

旁边另一位等着剃须的客人，穿着绸缎长衫，接口道：“何止关外？上海滩也不消停。听说有些学生、工人，又在鼓噪什么‘抵制’。”

师傅手里剪刀不停，脸上堆着笑，话却说得圆滑：“两位先生见多识广。我们这小店，只管顶上功夫，旁的一概不懂，一概不问。”

客人们便笑笑，不再深谈。

但陈铁生听进去了。关外？抵制？这些词离他似乎很远，却又像远处闷雷，隐隐带来不安。家里经不起任何风浪了。任何一点市面上的波动，米价的起伏，都可能让那个摇摇欲坠的家彻底垮掉。

他需要更用心，更快地学出手艺。只有手艺扎实，才能在这家收费不菲、客人挑剔的店里站稳，才能拿到那份微薄却对家里至关重要的学徒津贴，甚至……将来或许能独立接活，多挣一些。

师傅剪完最后一刀，用细毛刷轻轻拂去客人颈后的碎发。动作行云流水。陈铁生立刻递上热毛巾，又端来一面手持镜。客人左右照照，满意地点点头，掏出皮夹付账，额外给了师傅一点小费。

师傅将小费揣进自己兜里，看也没看陈铁生。这是规矩。

等到送走最后一位客人，打扫完满地混杂着各种发丝和须茬的狼藉，时间已近晚上八点。陈铁生揉了揉酸胀的腰背，换下学徒袍，小心地折叠好。他的目光掠过镜台上那些闪亮的工具——剪刀、推子、剃刀、火钳。它们冰冷，却代表着一种安身立命的可能。

走出店门，霞飞路的霓虹初上。咖啡馆飘出浓郁香气，西餐厅的玻璃窗内灯火通明，穿着旗袍的摩登女郎挽着男伴说笑走过。这一切繁华，与一街之隔的南市，像是两个世界。

陈铁生拉紧单薄的夹袄，缩着脖子，快步融入昏暗的街巷。他没有闲心观赏租界的夜景，心里盘算着：今天师傅演示了三种不同的分头路，他得赶紧回家，找机会用碎头发练习划线。

陈家亭子间的木板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时，陈二丫正就着油灯微弱的光，用炭条在旧账本背面，一遍遍画着“人”字和“口”字。

进来的是父亲陈大栓。他拖着那辆租来的黄包车，比早上出去时更加疲惫。车把上空空如也，没有像孙志成那样偶尔带回的“好东西”。他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只有一种被风霜和尘土浸透了的木然。但细看，那木然底下，是深不见底的倦。

他把车靠在过道，掀帘进来，带进一股汗味、尘土味，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、属于街道的廉价烟草味。他没立刻说话，先走到水缸边，舀起半瓢冷水，咕咚咕咚灌下去，喉结剧烈滚动。水顺着他的嘴角流下，滴在洗得发白的粗布短褂前襟上。

陈二丫抬起眼，目光落在父亲的头上。

昏黄的灯光下，父亲原本应该浓密的黑发，竟已夹杂了不少刺眼的灰白。它们不是均匀地散布，而是焦躁地、一簇簇地从鬓角、从头顶钻出来，像秋后的枯草，透着未老先衰的衰败。头发油腻，胡乱地贴在头皮上，有些地方被汗渍黏成一绺一绺。额头上深刻的皱纹，像被车轮碾过无数次的干涸河床，一直延伸到灰白的鬓角里。他的眼皮有些浮肿，眼白浑浊，布满了血丝。

他才四十岁。看起来却像五十多岁。

父亲似乎察觉到了她的目光，转过脸。那双疲惫的眼睛看到二丫手里的炭条和账本，微微动了一下，随即又恢复了麻木。他没问她在写什么，只是走到桌边，像早上一样，掏出那个小布包，将里面的铜板和角子倒进豁口陶罐。钱币碰撞的声音比早上更沉闷，数量似乎也更少。

然后，他坐了下来。不是坐在凳子上，而是直接坐在了冰凉的地上，背靠着板壁，长长地、无声地吐出一口气。那口气里，仿佛带着一整天奔波的尘埃，和无法言说的沉重。

就在这时，门又被推开了。是大姐陈大丫回来了。

十五岁的陈大丫，身量已经长开，像一株在暗处悄悄拔节的嫩竹，虽有些单薄，却已有了少女的轮廓。她穿着成衣铺给的旧布旗袍，外面罩着一件同样半旧的藏青色夹袄，洗得干干净净。一天的劳作让她脸上带着倦色，但当她摘下头上那顶同样破旧的工人帽时，露出一张脸，却让昏暗的亭子间似乎都亮了一下。

大丫随母亲，或者说，随了母亲年轻时的好样貌。瓜子脸，皮肤虽然因营养不良而有些苍白，却细腻。眉毛弯弯，眼睛不大，但黑白分明，透着江南水乡女子特有的温润和隐忍。鼻子小巧，嘴唇有些干，却形状姣好。最惹眼的是那一头乌发，虽然只用最普通的红头绳扎成一根粗辫子垂在脑后，却黑亮亮的，透着年轻的生机。

她拎着一个小小的布包，里面是她从铺子里带回来的、客人裁剪剩下的、最不值钱的零碎布头，可以拿回来糊鞋底或者打补丁。看到父亲坐在地上，她脚步顿了一下，眼里闪过一丝心疼，又看到二丫在灯下写字，微微一愣。

“爹，二丫。”她轻声招呼，将布包放下，走到灶台边看了看。锅里空空，水缸也快见了底。她默默拿起水桶，想去弄堂口公用水喉打水。

“放着吧。”父亲忽然开口，声音沙哑，“待会儿我去。”

大丫停下，转过身，看了看父亲灰败的脸色，又看了看埋头写字的二丫。她想起白天在铺子里，听到其他女工偷偷议论，说谁家女儿去了纱厂，谁家妹子去做了包身工，虽然苦，但好歹能挣几个现钱……又想起早上招弟那阴阳怪气的眼神，和弄堂里关于家里债务越传越难听的闲话。

她咬了咬下唇，手指绞着衣角，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，走到父亲面前，蹲下身。

“爹，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一种温柔的坚定，“我们铺子里的管账先生说……他认识闸北一家新开的针织厂，在招女工。管两顿饭，一个月……能有两三块钱。我……我想去试试。”

话音落下，亭子间里陡然一静。

靠在板壁上的陈大栓猛地抬起头，那双疲惫浑浊的眼睛瞬间睁大，死死地盯着大丫。不是惊喜，不是欣慰，而是一种混杂着惊怒、痛苦和某种深刻恐惧的神色。

“你再说一遍？”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却像绷紧的弓弦。

大丫被父亲的眼神吓到，瑟缩了一下，但依旧坚持着，声音更轻，却更清晰：“家里难，弟弟小，娘要养身子，处处都要钱。我……我能多做一份工，总能贴补些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陈大栓低吼一声，猛地从地上站起来。动作太急，他晃了一下，扶住桌沿才站稳。他胸口剧烈起伏，手指着大丫，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。

“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？闸北！那厂子里都是什么人？你去？你去给人当牛做马，一天干十几个钟头，灯下熬瞎了眼，机器绞断了手指头，也挣不来几个大子儿！两顿饭？猪食都不如！”他越说越急，额上青筋都迸了出来，灰白的头发在灯光下颤抖，“你看看你娘！她当初在纱厂什么样，回来又是什么样？啊？”

他猛地喘了口气，目光掠过女儿年轻姣好的脸庞，那眼里的痛楚和恐惧几乎要溢出来：“你……你才多大？你知道外面……外面有多少双眼睛，盯着你们这样有点模样的女工？工头、管事的、还有那些不三不四的人……到时候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！钱？命都没了，要钱有什么用！”

他的话又急又重，像冰雹一样砸下来。大丫的脸白了，眼里迅速蓄满了泪，却倔强地没有掉下来。她知道父亲说的可能是真的，她听说过那些可怕的事情。可是……可是家里这个样子……

“爹……”她哽咽着，“那……那怎么办？债……”

“债是我的事！”陈大栓打断她，声音斩钉截铁，却透着一股虚张声势的狼狈，“我还没死呢！轮不到你一个丫头片子出去拼命！好好在裁缝铺待着，那里……至少还算干净！”

他说完，像是耗尽了力气，颓然坐回地上，双手抱住头，手指插进那灰白油腻的头发里。灯光将他佝偻的身影投在斑驳的墙上，放大成一片绝望的阴影。

大丫的眼泪终于滚落下来，她别过脸，无声地哭泣。

一直沉默的陈二丫，放下了手中的炭条。她看着暴怒后又迅速萎顿的父亲，看着委屈又无奈的大姐。父亲那些粗暴的言辞下，包裹着的，是底层男性对自身无力养家的羞愤，是对妻女可能遭受更大苦难的深切恐惧，是一种扭曲的、却实实在在的保护欲。

嘴硬心软。色厉内荏。

她想起母亲说的，父亲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。他所有的力量，都来自那一身被生活压榨得快干瘪的力气，和这暴躁却脆硬的“一家之主”的壳。他在用这种方式，笨拙地、甚至可悲地，试图围住这个风雨飘摇的家，哪怕他自己早已千疮百孔。

“大姐，”陈二丫开口，声音在寂静中显得清晰，“爹是担心你。”她顿了顿，看向父亲抱头的背影，“爹，大姐也是心疼家里。”

陈大栓的肩膀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，没抬头。

大丫擦了擦眼泪，走到二丫身边，看着她写在账本背面的字，虽然歪斜，却一笔一画极其认真。她忽然想起什么，从自己带回来的小布包里，摸索出两小截几乎用秃的铅笔头，还有几张裁剪下来的、印着模糊花纹的硬纸衬板。

“给，”她把铅笔和纸板塞到二丫手里，声音还带着鼻音，“铺子里……画线用的。比炭条好使。”

陈二丫握紧那带着大姐体温的铅笔头，点了点头。

这时，门再次被推开，陈铁生回来了。他脸上带着一丝从外面带回的寒气，看到屋里凝重的气氛，父亲抱头坐地，大姐眼圈通红，二丫沉默握着铅笔，愣了一下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问，声音有些干涩。

没人回答。陈铁生看了看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他没再追问，只是走到水缸边，发现水不多，便默默提起水桶：“我去打水。”

他出门后，亭子间里只剩下沉默。油灯的火苗跳动着，将每个人的影子在墙上拉长、扭曲。

陈二丫低下头，看着手中的铅笔和纸板，又摸了摸怀里那三个铜板。

父亲反对大姐去做更苦更险的工。那么，她这个“卖烟”的计划，恐怕更不能直接提了。但正因为父亲这种固执的保护，家里的经济窟窿，才更需要有人去尝试填补。

大哥在理发店，接触的信息多。大姐在裁缝铺，能带回来些有用的边角料。母亲识字，能启蒙。父亲……有他拉车换来的、最直接的铜板，和他那份沉重却真实的担忧。

这个家，每个人都在以自己仅有的方式，拼命维系着。

而她的方式，或许就是那包还没影子的香烟。

她需要更周密的计划，需要一个……能让父亲不那么激烈反对，或者至少能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理由。

窗外，弄堂彻底沉入黑暗。只有远处，租界方向，还有隐约的光晕浮在夜空中，像是另一个遥远而不真切的梦。

亭子间里，父亲依旧抱着头，大姐默默流泪，等待打水的大哥回来。

陈二丫拿起铅笔，在硬纸衬板上，用力地、清晰地，写下两个字：“陈”、“醒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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